2026年10月24日下午，第十五届李曼中国养猪大会分会5——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（二）在郑州中原国际会展中心103厅（一楼）举行。本分会聚焦当前对生产威胁最大的新型PRRSV毒株（1C.5.32等），围绕其流行特征、诊断采样与传入风险，以及美国猪场为适应新毒株而升级的生物安全实践展开，由迦太基兽医诊所克莱顿·约翰逊（Clayton Johnson）博士主持。
主持人信息：
主持人：克莱顿·约翰逊（Clayton Johnson, DVM），迦太基兽医诊所 兽医服务总监
【主持人：克莱顿·约翰逊（Clayton Johnson, DVM）】
会议日程如下：
分会5——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（二）(103会议室，1楼)
主持人：克莱顿·约翰逊
13:30pm-PRRSV1C.5.32：美国为适应新毒株而改变的生物安全实践，克莱顿·约翰逊，迦太基兽医诊所
14:00pm-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诊断中的低侵入型样本类型，伊戈尔·帕普洛斯基，明尼苏达大学
14:30pm-野毒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传入及风险因素，蒙特塞·托雷莫雷尔，明尼苏达大学
1. PRRSV 1C.5.32——美国为适应新毒株而改变的生物安全实践，克莱顿·约翰逊（Clayton Johnson, DVM），迦太基兽医诊所 兽医服务总监
【报告人：克莱顿·约翰逊（Clayton Johnson, DVM）】
约翰逊博士首先指出，当前压力已不只是猪价波动——感染猪群更多、感染后生产损失更重，尤其集中在断奶至育肥（WTF）阶段。据爱荷华州立大学2024年更新的成本测算，美国养猪业年均PRRS损失已从2006—2010年的6.64亿美元上升至2016—2020年的约12亿美元（+80%）；其中发生在生长育肥猪的损失占比由55%升至68%。
图1 PRRS对美国养猪业的年均损失持续攀升（Holtkamp et al., ISU, 2024）
他强调PRRSV是一种“独特病原体”：变异速度快、基因型多样；传播途径广（直接接触、气溶胶、人员车辆工具等污染物、猪只调运）；感染猪可持续带毒排毒；且在低温环境中更易存活。在配种—断奶（BTW）场，野生型病毒难以被彻底清除，重组毒株在“自然选择”下更适应环境。目前行业约40%猪群为PRRS阴性、约20%始终野毒阳性，而猪场间通过远距离调运与本地人员/拖车/物资共用相互连接，进一步放大了传播。
针对1C.5.32等较新变异株，报告给出关键实验证据：新毒株在攻毒后第6天（6 DPI）即表现出更高的病毒血症水平和病毒排毒量，不同毒株间差异显著；同时其在外环境中存活时间更长。这意味着同等生物安全投入下，“漏进来一点”造成的后果比以往更严重。
图2 不同毒株攻毒后第6天发病状态对比：新变异株病毒血症与排毒更强（Dr. JQ Zhang, ISU）
尽管毒株在变，但需要盯死的关键控制点没有变，仍须靠彻底审计去落实：周边猪场疫情状况、动物流动、物资进场、人员进场、死猪处理管理、气溶胶风险，以及啮齿动物与野生动物控制。
图3 生物安全七大关键控制点（What Hasn't Changed）
变化集中在标准操作规程（SOP）与审计手段。其一是空气过滤等级：过去普遍采用的MERV 15受到质疑，现更推荐MERV 16——在0.3—1.0微米颗粒的过滤效率上，两者差距巨大，而这正是气溶胶传播的关键粒径段。其二是用“视频化、自动化”替代部分人工审计：部署实时可视化、可远程访问、易规模化的摄像头，由运动传感器自动“剪辑”可疑活动片段，审计人员逐摄像头回放复核，并对值得关注的活动建立存档、可经邮件/仪表板共享。暴发调查时，以3—4倍速回放可快速还原1小时装猪过程，并能有效排除运输、物资进场、死猪清运等常见假设的入场途径——但视频是增强而非替代传统审计工具。
图4 过滤器标准对比：0.3–1.0μm粒径段 MERV 16 显著优于 MERV 15
图5 常规视频审计工作流：运动传感器自动剪辑人员进场片段供远程复核
报告厘清了三个概念：生物安全（降低新病原引入概率）、生物排除（Bioexclusion，防止被污染物品进场——含“不准入场”与进场前消毒）、生物控制（Biocontainment，尽量减少离开感染场物品的污染——含限制猪只向无病区流动、离场前消毒）。PRIME项目将诊断数据、猪只流动记录与猪场信息整合，实时监测疾病活动并用预测分析把资源聚焦到传播“前线”。最后，约翰逊引用美国国家猪健康战略（National Swine Health Strategy）强调：这是一项“生产者提议、生产者主导”的长期工程，根除PRRS不能坐等委员会送上门，“要根除它，必须靠自己争取”。
2.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诊断中的低侵入型样本类型，伊戈尔·帕普洛斯基（Igor A. D. Paploski），明尼苏达大学兽医学院 助理教授
【报告人：伊戈尔·帕普洛斯基（Igor A. D. Paploski）】
帕普洛斯基博士回顾了PRRSV监测采样的演变。2017—2018年，仔猪阉割与断尾处理液（processing fluids）因其灵敏度高、可代表更多动物而成为母猪场PRRS监测的主流样本；但在欧盟，由于动物福利方面的争议，阉割和断尾本身受到限制甚至禁止，处理液采样随之失去应用基础。这促使研究者转向评估一系列“低侵入性”（less invasive）且更符合动物福利原则的替代采样类型。
一、低侵入性采样方法概览
报告系统梳理了三类替代样本：①活体动物——耳缘滤纸片干血斑（DBS）、扁桃体口腔擦拭法（TOSC）、扁桃体刮取法（TS）；②死亡动物——舌尖（tongue tips）；③环境——粪坑粪便采样。这些方法各有适用场景，核心问题是：与血清相比，它们在灵敏度和特异性上表现如何？能否在不显著增加猪只应激的前提下提供有价值的诊断信息？
图1 低侵入性采样方法概览：活体动物（DBS、TOSC、TS）、死亡动物（舌尖）与环境（粪便）
二、活体动物采样评估：DBS与TOSC的灵敏度极限
研究团队对一个种猪群的母猪进行了两次配对采样：第一次为疫情暴发后约5周（活毒接种LVI之前），共213头；第二次为暴发后约20—21周（LVI之后），共125头。同步采集血清、DBS、TOSC和TS，采用RT-PCR、ELISA和FFN（斑点减少中和试验）检测。
第一次采样时，仅17.8%的母猪出现病毒血症（血清RT-PCR阳性），而DBS的RT-PCR灵敏度仅为13.2%、特异性96.0%；所有动物血清ELISA均为阳性，但DBS ELISA灵敏度仅1.4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100%血清ELISA阳性，仅59.0%具有FFN中和抗体滴度；而通过TOSC RT-PCR检测，大多数动物的扁桃体上已携带病毒——这提示扁桃体拭子可能比血液更早、更持续地反映感染状态。
图2 第一次采样（暴发后约5周）结果：DBS灵敏度有限，TOSC在扁桃体层面检出多数带毒动物
第二次采样时，血清病毒血症率降至0.8%，且DBS未能检出该动物。血清FFN阳性比例上升而ELISA阳性比例下降；DBS的FFN灵敏度仅8.6%、特异性90.0%。TOSC RT-PCR在第二次采样中灵敏度50.0%、特异性98.3%。跨时间点比较发现：第一次TOSC阳性的107份样本中有6份在第二次仍为阳性，提示TOSC有望成为识别持续性感染的工具；而一头首次血清阴性但TOSC阳性的猪，第二次采样时血清RT-PCR转为阳性——这被研究者称为“反弹动物”（rebound animal）。
图3 TOSC与TS（扁桃体刮取）的比较及2×2一致性表格：TOSC特异性高（98.3%），灵敏度中等（50%）
三、死亡动物采样：舌尖灵敏度高但易受环境污染干扰
针对正在经历野毒型PRRSV暴发的两个分娩-断奶猪场，研究团队在暴发后60天（中高流行率）和140天（中低流行率）分别采集死仔猪的心血、舌尖、口腔拭子、鼻拭子和直肠拭子，以心血血清为金标准，比较各死后样本的诊断准确性。
结果显示：口腔拭子表现最佳，灵敏度90.9%、特异性88.9%、阳性预测值81.1%、阴性预测值94.9%；鼻拭子次之（灵敏度84.8%、特异性92.1%）；直肠拭子灵敏度75.8%、特异性95.2%。舌尖的灵敏度高达97.0%，但特异性仅55.7%、阳性预测值仅54.2%——这意味着舌尖阳性的动物中，有近半数可能只是检测到了环境污染（如其他猪只啃咬死仔猪、死猪处理过程中的交叉污染），而非真正的病毒血症。研究者提醒：死猪中的PRRS流行率未必能准确反映活仔猪或母猪群的真实感染比例。
图4 死后样本与心血比较的诊断准确性：舌尖灵敏度97%但PPV仅54%，口腔拭子综合表现最优
四、环境采样：粪便可监测猪场病毒存在，但深度与处理方式影响不大
最后，研究团队探索了粪坑粪便作为环境监测样本的价值——这对PEDV尤为重要，因为从业者多次报告在意外粪便事件（如粪污泄漏、抽粪作业）后暴发疫情。团队走访了10个曾发生PEDV和/或PRRSV阳性的猪场，每場设4个采样点、每点3份样本（共120份），比较结壳层、液体层和污泥层三个深度，以及不同实验室处理方案。
目前PRRSV检测尚未完成；在PEDV阳性的6个猪场中，结壳层、液体层和污泥层的阳性率分别为56.9%、62.5%和61.1%，采样深度和实验室处理方式对结果均无显著影响。这意味着粪便采样可以作为猪场病毒存在的低成本监测手段，且不必过度纠结采样深度和处理流程。
图5 粪便采样深度（结壳层/液体层/污泥层）与处理方式对PEDV检出率的影响：三者差异不显著
五、小结
帕普洛斯基总结道：替代样本类型在特定场景下具有明确价值——DBS灵敏度低于血清但采集极为简便；TOSC灵敏度低于TS但更易操作；舌尖可用于死亡动物的病原筛查，但需警惕环境污染造成的假阳性；粪便采样可用于监测猪场整体病毒负荷。具体选择哪种方法，取决于需要回答的临床问题，但这些低侵入性样本为动物福利友好的PRRS监测提供了可行路径。
3. 野毒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传入及风险因素，蒙特塞·托雷莫雷尔（Montse Torremorell, DVM, PhD），明尼苏达大学兽医学院 教授、群体医学系主任
【报告人：蒙特塞·托雷莫雷尔（Montse Torremorell, DVM, PhD）】
一、PRRS清除的全球进展与“顽固”的水平传播
托雷莫雷尔教授首先指出，PRRS仍是美国及全球多数养猪国家代价最高的疾病。过去20年间，PRRSV的控制与清除取得了重大进展：智利、匈牙利已完成国家级清除，丹麦自2022年起在公私合作框架下推进自愿—强制相结合的清除计划。然而，即使在生物安全水平最高的猪群中，PRRSV年发病率仍维持在约20%—25%，且绝大多数新发感染来自水平传播（lateral infection），尤其以L1C、Rosalia等新型高致病性毒株的传入最令人沮丧——这些毒株死亡率高、区域间传播迅速。
图1 PRRSV年发病率约20%—25%，大多数新发感染源于水平传播
二、生长猪被忽视的储存库地位
报告特别强调了生长猪群（growing pigs）的关键角色：存栏中超过90%为生长猪，它们是PRRSV持续存在、变异、重组并造成最大生产损失的场所；更重要的是，生长猪场同时也是母猪场感染的风险源。理论上，保持生长猪阴性需要四个环节——从阴性断奶仔猪开始、放入清洁无病毒场舍、全程维持阴性直至上市、并在生长阶段和运输过程中阻断水平感染——但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”。
为量化这一问题，研究团队对10家生产公司的60个断奶-育成（W-F）场进行了队列追踪。结果令人警醒：42%（25/60）的场点在研究期间检出了野毒型PRRSV；70%（7/10）的生产公司至少有一个场点存在野毒感染。系统发育分析显示，共检出19种不同的野毒型PRRSV毒株，且不同生产公司之间存在基因高度相似的毒株（如A/C/E/J、A/E、E/D集群），平均每家公司有3个（0—6个）不同的野毒集群——这表明区域内毒株在不同公司间频繁流动。
图2 42%（25/60）的断奶-育成场存在野毒型PRRSV，生长猪群是重要的病毒储存库
图3 各采样事件中60个W-F猪群PRRSV RT-PCR阳性率分布（蓝线为中位数阳性率）
图4 疫苗株与野毒型PRRSV在不同采样事件中的分布：野毒毒株在生长阶段持续出现
三、哪些风险因素在驱动野毒传入？
研究团队通过标准化问卷收集了各场点的人员流动、装卸猪只、访客管理、死猪与粪污处理等信息，并通过每日日志检查表记录生长阶段发生的疫苗接种、群体治疗、临床症状观察、猪只转群、淘汰、访客与维修人员进入、装猪上市、粪污清理等事件，随后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。
分析结果识别出两项显著增加风险的因素和两项显著的保护性因素。风险因素方面：①员工与其他从事养猪相关工作的人员同住（OR=6.15，95%CI 1.51—25.09，p=0.011）；②尸体处理采用化制（rendering）方式（OR=6.47，95%CI 1.62—25.84，p=0.008）——这意味着外包死猪运输车和化制厂车辆是重要的间接传播媒介。此外，多变量分析还提示维修人员在场作业与野毒感染显著相关。保护性因素方面：①场点划定专用停车位（OR=0.07，95%CI 0.01—0.35，p=0.001）；②使用专用的抽粪设备（OR=0.07，95%CI 0.01—0.43，p=0.003）。两者的OR值均接近0.1，保护效应非常显著。
图5 野毒型PRRSV传入的风险因素（员工同住、化制处理）与保护因素（专用车位、专用抽粪设备）
四、总结与启示
托雷莫雷尔教授总结指出：新的水平传播PRRSV感染在母猪场和生长猪场都极为常见；生长猪是基因高度多样的PRRSV毒株的重要储存库；与运输、死猪处理（尤其是化制）、员工跨场居住以及维修作业相关的间接途径，在野毒型PRRSV传入中扮演关键角色。她呼吁行业迫切需要改善生长-育肥猪阶段的生物封闭（biocontainment）和生物排除（bioexclusion）措施——特别是在死猪外运、粪污处理和外来人员车辆管理这三个高风险环节上，不能仅靠空气过滤和母猪场的生物安全，而必须将防控视野延伸到整个生产链条。